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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救医生日常:心肺复苏、开死亡证明、去麻将馆捞人|焦点热议
来源:凤凰网  时间:2023-05-12 19:29: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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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故事FM 往期节目中搜索「纪录片」这个关键词,你会发现我们始终保有对真实世界的关注。除了「声音纪录片」,我们也开始尝试用影像来记录普通人的故事,视频栏目「人生路口」就是我们的第一步。

无论是声音还是影像,我们高兴地发现,有一群人和我们一样,都在试图找到那些「不被看见」的人,记录他们的生活、传达属于他们的真相,也因此,在 故事FM,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纪录片作品被发现。机缘巧合,前两天我们关注到了一场特殊的发布会,5 月 10 日,B站 专门为纪录片内容举办的发布会,这在其他平台并不常见。与其说是发布会,这更像一场纪录片行业创作者与从业者的大聚会,B站 发布了 36 部纪录片作品,邀请主创们分享创作经验。其中有这样一部作品吸引了我们,《中国救护》,这是一部讲述 120 急救医护工作者的系列纪录片。


(相关资料图)

我们每个人都听到过 120 急救车忽近忽远的警笛声,在往期节目《我亲历的那些急救现场》中,我们曾邀请几位急救现场的亲历者分享了他们的见闻,但你或许从来没有在现场观察过急救医生的工作,从医务人员的视角感受急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,现在,B站 的《中国救护》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。

在发布会之后,在我们采访了《中国救护》的总导演任茹,以下是她的自述。

我叫任茹,是《中国救护》的总导演。这个项目从 2020 年开始筹备,最初是 B站 的制片人找到我,希望合作一部急救题材的纪录片。出于对特殊职业的强烈好奇和对社会情绪、包括医患关系等等的观察,我们一起做了大量的调研,访谈了上百位一线急救工作者,最终敲定了三个城市、三辆急救车。2022 年 3 月我们正式开拍,在天津、杭州、重庆三个城市跟拍了三组急救医护人员,跟着救护车出车将近 700 次,记录下了 400 多个案例,最终选出其中 40 多个,做成了 9 集的纪录片。

其实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总导演,但是拍着拍着我就把所有人都熬走了(笑),因为拍摄过程中的见闻,普通人实在是难以承受。比如我们在重庆的分组导演,一个马上四十岁的大老爷们,有一天突然打电话来说他不想拍了,他想出家。后来我问原因,他说「今天接了一个患者,我们也奋力救他了,救护车送到医院,医生说你只要交 15 万做这个手术,治愈率就有 95%。但是这个人和他的家属就说要放弃治疗,没有什么原因,就是不治了。」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,见多了之后,摄制组常常感到很无力。

也因此,我们更佩服急救医护调整情绪、应对压力的能力。他们的排班制被称为「白夜休休」,就是一个白班加一个夜班,持续工作24小时之后休息2天。在我们跟拍期间,救护车忙的时候一个晚上要出警 13 趟,处理一单大概需要一个小时,医护人员全部满负荷工作,经常是把上一位患者送到医院,还来不及回到急救调度中心,就要去下一个出警地点了。在这种高强度、连轴转的岗位上,专注、冷静是急救医护人员最基本的素质,但据我们观察,在职业素养的共性之外,急救医生的性格可以说是千奇百怪。

比如说我们在杭州跟拍的急救医生许媚。在片子里你会看到,她最怕两种案例:心肺复苏和跳楼,其实她还怕狗,这样一个看起来温温柔柔、有点娇气的人,其实反差巨大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她的时候,我们浩浩荡荡十几个人跑到杭州的急救中心站点去等她,正好碰上她出警回来,一进屋看到这么多人,平常人也得愣一下吧?她就没有,她进屋之后也没理我们,先坐下噼里啪啦把病例写了,然后才把键盘一推,看着我们说:「什么事?」我和 B站 的制片人对视了一眼,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。

她就是这样,在工作的时候非常干脆和平静,给人一种「事情来了我就弄」的感觉,先把问题解决了,惊讶或感慨都留到后面去。后来过了挺久她才跟我们说:「其实那天你们这么多人来,我还挺紧张的。」

她是一个天生的领袖,出警的时候风风火火,把白大褂往肩上一甩,像电影里的发哥一样,在应对紧急情况的时候,她永远是沉着果断的。

有一次我们跟着救护车出警,到地方的时候,患者已经没有心跳呼吸了,他老婆在给他做心肺复苏,小孩就在旁边看着。这位男患者 36 岁,头一天晚上还好好的,回家吃饭看电视睡觉。夜里老婆陪孩子睡,他自己一个房间,第二天早晨老婆去叫他起床的时候,就发现人没反应了。那时候是早上 7 点多,我们赶到的时候不到 8 点。

在我国每天有大概 1500 人死于心脏骤停,如果不能在黄金 4 分钟之内进行心肺复苏,患者就有一半以上几率救不回来。那天我们到了以后,急救员第一时间上去做心肺复苏,但许媚开灯一看,就让急救员别按了,因为患者已经出现尸僵、尸斑了,推测死亡时间不超过两小时。

平时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亲人去世的场面,都是哭天抢地、不敢置信吧,但其实在这个案例里,那位妻子当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,她已经懵掉了,眼泪都流不出来——活生生的一个人,过了一夜就没了,她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。他们的孩子 8 岁,见到许媚的时候说:「老师,我昨天晚上熬夜了,因为作业没写完。」他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。

这个时候在现场的许媚就成为了主心骨,她照例拉了一个心电图,然后出死亡调查表,指导家属去社区开死亡证明、联系殡仪馆来接遗体。她一样一样告诉那位妻子,通知死者父母之后下一步做什么、遗体如何处理、在家可以放几天,直到后者慢慢冷静下来,开始照做。

全过程中那个 8 岁的孩子都在家里,许媚让人把他带离父亲的事故现场,等孩子奶奶过来接手。直到这时,那孩子才有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,他问奶奶:「我爸爸要死了吗?」他还不明白死亡是什么。

孩子奶奶说「怎么会呢?你爸爸睡着了!」然后送孩子去上学。

现场全部处理好之后,我们离开了那户人家,全过程中许媚都展现了一位急救医生的专业素养。直到我们进了电梯,她才说了一句话「他和我一样大。」又过了一会儿,我们回到救护车里,许媚又说「孩子太小了。」

她自己有一个女儿,跟这家的孩子一样大,很黏她。

我觉得许媚是一个矛盾体,她在现场的时候雷厉风行,说话声音很大,但是遇到患者可能有癌症或者抑郁症的情况,她的声音就会突然压低,很小心地把患者家属带到一边询问,因为她不确定患者本人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的情况,所以有需要的话,她愿意帮助患者家属暂时隐瞒坏消息,这就是她的一份体察。

不得不说,我们跟拍三组急救医护的过程中,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各个城市不同的气质。比如许媚身上就有杭州人敢想敢拼但又清醒细腻的特质,另一组天津的急救医生申润坤和她的同事们则是充满人情味的,我们在跟拍过程中也常常被天津人的豁达开朗打动。而在重庆,急救现场就通常是充满戏剧性的,甚至可以说很狗血,能在山城当急救医生的人,也不是一般人。

比如我们第一次见到重庆的急救医生裴彧时,摄影机还没架起来,他正在车祸现场为一个环卫工人处理伤口,结束之后走出救护车,发现肇事逃逸的司机又回来了,裴彧就把他臭骂了一顿。他指着那个人说「他穿得那么明显,你看不见他吗?他的衣服都那么亮了!你撞了他为什么要跑?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打 120?!」

裴彧是这样的,嫉恶如仇,平常爱讲冷笑话,到了现场就会严肃起来,甚至显得有点严厉。但对环卫工人、外卖骑手这类相对弱势的患者,他会有种特别的关注和关怀。

我们接过一个很古怪的案例:有人打 120,说路上有人被树砸了。等我们赶到现场,发现那是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,有一棵很粗的树,可能快一人合抱了,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倒下——就是没有任何原因地,也看不到断裂处有人为损坏的痕迹,就那样倒了——刚好砸中了一个拾荒老太。

当时有很多人围观,我们还在惊讶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,裴彧和他急救车上的搭档已经去救治这个伤者了。幸好她只是被压住了腿,骨折了,但没有其他大碍,保险起见,我们还是要送她去医院做一些检查,以免有当场无法发现的出血等等情况。

这期间裴彧一直沉默地忙着,在救护车上,他通常需要处理患者病情、安抚患者及家属的情绪、询问病史等等,还需要在进入医院前用手机录入患者的信息。那天,等做完所有的事情,他突然冒出一句「路上那么多人走,不砸前面、不砸后面,偏偏砸中了她。」

麻绳专挑细处断,每当遇到这样的事,裴彧就会若有所思。

还有一次,我们跟着裴彧去了车祸现场,发现受伤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外卖骑手,这类事故通常是因为超速或者闯红灯,加上重庆不禁摩,速度一快、受伤的几率就更大。

当时裴彧在给骑手处理伤口,交警一直在旁边训斥这个骑手,裴彧陪着听了全程,等现场全部处理完毕了,他才说了一句「你们看看,这个月多少起骑手事故了。」

又过了几天,夜里裴彧想点外卖,他突然就犹豫了:这么晚了,天气又不好,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会不会出事故?

但他想了想,对我们说「其实也不要太介意晚上点外卖什么的,感觉不好意思让人送,因为所有这些在半夜还肯出来送外卖的人,他们一定是要养家的。他们需要这笔钱。」

裴彧出身医生世家,从小在医院环境里长大,接触的人也都是相对精英的群体,但在进入急救这一行之后,他很快就适应了现场的节奏。山城人爱打麻将,我们跟着裴彧跑了好多个麻将馆,从里面拉走的脑卒中患者都是爷爷奶奶的年纪,有的半边身体都不能动了,还要坚持把牌胡了再走,裴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边救死扶伤,一边练出了一身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的本事。

他总能快准狠地解决主要矛盾,甚至在去医院的路上就能根据患者的情况对接好合适的医生。当然这跟重庆急救体系挂靠医院的制度有关,相对于杭州、天津的急救中心独立式运营,重庆的优势在于急救医生对本院医疗资源非常了解,所以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作出合理的调配;除此之外,我认为这种高效也跟裴彧本人的风格有关,他就像重庆这座城市,火爆中透着一股侠气。

到今年五月,我们这部纪录片就正式进入剪辑工作一周年了,在过去一年里,我们浏览过 400 多份导演工作手记、梳理了几千个小时的素材,看到了数不清的悲欢离合。我经常觉得拍摄过程中还是留下了很多遗憾,但没办法,纪录片就是有缺憾的真实,在这过程中也幸好有 B站 的制片人和我们一起,把最关键和精华的部分保留在了正片里。

120 急救车就像一个窗口,除了一线的急救工作者,我们还能看到成百上千个家庭的人生起落。因为这一切都太真实了,所以常常让人深陷其中。

我最早是做真人秀的,就是带明星出去玩的那种,主打一个快乐,每天就是变着花样的玩游戏、设计可爱道具、唱歌跳舞,当我开始做纪录片之后,这些东西全都消失了。尤其是医疗题材的纪录片,拍摄起来压力尤其大,我们跟着三组急救医护,在短时间内见证了太多人的生死时刻,这种「浓缩的真实」有时是能把人压得透不过气的。我同事有一次看着我说,他觉得我已经得了一段时间抑郁症了。但也有一点好,就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,我们每天跟着急救医生连轴转,他们出警的时候我们跟拍,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处理素材,这中间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和设计的空间,只有真实,像暴雨一样冲向我们。所以这是一部生猛、朴素的纪录片,没有「知识分子凝视」,只有不加修饰的、每个人的人生。这部纪录片跟我做过的很多项目都不一样,它因为粗粝,反而自带一种生命力。

随着剪辑工作的推进,到今年初,我开始觉得《中国救护》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是某种救赎。在我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刻,我会想起这部片子里的人,我想象他们会怎么处理这些问题,这些平凡人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

我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记录 120 急救医护这个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当你有生命危险的时候,急救医生是第一个出现在你面前的人,他们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,送到医院,从此就跟患者没有联系了,那些被他们救活的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姓名,也来不及感谢他们。某种程度上说,急救医护人员是一群「不被看见」的人,他们默默冲在第一线,救人、离开,没有职称评级,也没有什么晋升空间,这份工作除了需要医术精湛,还有大量的搬抬、心肺复苏等体力活,消耗很大,所以急救医生的职业生涯往往也不如其他岗位上的医生长久。正是这样一群人,在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赶到我们身边,帮助我们活下去,在这部纪录片里,我希望他们被看见。

当然这是我的一腔热情,急救医生们自己都非常淡然。就像许媚说的「我爸爸是货车司机,妈妈是列车员,他们都没什么文化,都是初中学历,但是他们教我:人很简单,就是活着,踏踏实实做事。只要努力,日子就会好起来。」

目前,《中国救护》的后期工作还在进行中,作为 B站 纪录片发布会重点推荐项目,全片第一集将于近期上线。

「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,人们渴望追寻确定性,在真假难辨的时代,真实成了稀缺品。」B站 副董事长兼 COO 李旎在发布会上感叹道。也因此,我们更需要真实的表达。在纪录片里,透过创作者的眼睛,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广大,也正因此,从真实而来的欣喜、笃定,能帮助我们对抗对未知的恐惧、更踏实和有希望地生活下去。

让我们珍视这份真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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