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 故事FM 往期节目中搜索「纪录片」这个关键词，你会发现我们始终保有对真实世界的关注。除了「声音纪录片」，我们也开始尝试用影像来记录普通人的故事，视频栏目「人生路口」就是我们的第一步。

无论是声音还是影像，我们高兴地发现，有一群人和我们一样，都在试图找到那些「不被看见」的人，记录他们的生活、传达属于他们的真相，也因此，在 故事FM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纪录片作品被发现。机缘巧合，前两天我们关注到了一场特殊的发布会，5 月 10 日，B站 专门为纪录片内容举办的发布会，这在其他平台并不常见。与其说是发布会，这更像一场纪录片行业创作者与从业者的大聚会，B站 发布了 36 部纪录片作品，邀请主创们分享创作经验。其中有这样一部作品吸引了我们，《中国救护》，这是一部讲述 120 急救医护工作者的系列纪录片。

(相关资料图)

我们每个人都听到过 120 急救车忽近忽远的警笛声，在往期节目《我亲历的那些急救现场》中，我们曾邀请几位急救现场的亲历者分享了他们的见闻，但你或许从来没有在现场观察过急救医生的工作，从医务人员的视角感受急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现在，B站 的《中国救护》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。

在发布会之后，在我们采访了《中国救护》的总导演任茹，以下是她的自述。

我叫任茹，是《中国救护》的总导演。这个项目从 2020 年开始筹备，最初是 B站 的制片人找到我，希望合作一部急救题材的纪录片。出于对特殊职业的强烈好奇和对社会情绪、包括医患关系等等的观察，我们一起做了大量的调研，访谈了上百位一线急救工作者，最终敲定了三个城市、三辆急救车。2022 年 3 月我们正式开拍，在天津、杭州、重庆三个城市跟拍了三组急救医护人员，跟着救护车出车将近 700 次，记录下了 400 多个案例，最终选出其中 40 多个，做成了 9 集的纪录片。

其实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总导演，但是拍着拍着我就把所有人都熬走了（笑），因为拍摄过程中的见闻，普通人实在是难以承受。比如我们在重庆的分组导演，一个马上四十岁的大老爷们，有一天突然打电话来说他不想拍了，他想出家。后来我问原因，他说「今天接了一个患者，我们也奋力救他了，救护车送到医院，医生说你只要交 15 万做这个手术，治愈率就有 95%。但是这个人和他的家属就说要放弃治疗，没有什么原因，就是不治了。」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，见多了之后，摄制组常常感到很无力。

也因此，我们更佩服急救医护调整情绪、应对压力的能力。他们的排班制被称为「白夜休休」，就是一个白班加一个夜班，持续工作24小时之后休息2天。在我们跟拍期间，救护车忙的时候一个晚上要出警 13 趟，处理一单大概需要一个小时，医护人员全部满负荷工作，经常是把上一位患者送到医院，还来不及回到急救调度中心，就要去下一个出警地点了。在这种高强度、连轴转的岗位上，专注、冷静是急救医护人员最基本的素质，但据我们观察，在职业素养的共性之外，急救医生的性格可以说是千奇百怪。

比如说我们在杭州跟拍的急救医生许媚。在片子里你会看到，她最怕两种案例：心肺复苏和跳楼，其实她还怕狗，这样一个看起来温温柔柔、有点娇气的人，其实反差巨大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我们浩浩荡荡十几个人跑到杭州的急救中心站点去等她，正好碰上她出警回来，一进屋看到这么多人，平常人也得愣一下吧？她就没有，她进屋之后也没理我们，先坐下噼里啪啦把病例写了，然后才把键盘一推，看着我们说：「什么事？」我和 B站 的制片人对视了一眼，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。

她就是这样，在工作的时候非常干脆和平静，给人一种「事情来了我就弄」的感觉，先把问题解决了，惊讶或感慨都留到后面去。后来过了挺久她才跟我们说：「其实那天你们这么多人来，我还挺紧张的。」

她是一个天生的领袖，出警的时候风风火火，把白大褂往肩上一甩，像电影里的发哥一样，在应对紧急情况的时候，她永远是沉着果断的。

有一次我们跟着救护车出警，到地方的时候，患者已经没有心跳呼吸了，他老婆在给他做心肺复苏，小孩就在旁边看着。这位男患者 36 岁，头一天晚上还好好的，回家吃饭看电视睡觉。夜里老婆陪孩子睡，他自己一个房间，第二天早晨老婆去叫他起床的时候，就发现人没反应了。那时候是早上 7 点多，我们赶到的时候不到 8 点。

在我国每天有大概 1500 人死于心脏骤停，如果不能在黄金 4 分钟之内进行心肺复苏，患者就有一半以上几率救不回来。那天我们到了以后，急救员第一时间上去做心肺复苏，但许媚开灯一看，就让急救员别按了，因为患者已经出现尸僵、尸斑了，推测死亡时间不超过两小时。

平时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亲人去世的场面，都是哭天抢地、不敢置信吧，但其实在这个案例里，那位妻子当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，她已经懵掉了，眼泪都流不出来——活生生的一个人，过了一夜就没了，她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。他们的孩子 8 岁，见到许媚的时候说：「老师，我昨天晚上熬夜了，因为作业没写完。」他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。

这个时候在现场的许媚就成为了主心骨，她照例拉了一个心电图，然后出死亡调查表，指导家属去社区开死亡证明、联系殡仪馆来接遗体。她一样一样告诉那位妻子，通知死者父母之后下一步做什么、遗体如何处理、在家可以放几天，直到后者慢慢冷静下来，开始照做。

全过程中那个 8 岁的孩子都在家里，许媚让人把他带离父亲的事故现场，等孩子奶奶过来接手。直到这时，那孩子才有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他问奶奶：「我爸爸要死了吗？」他还不明白死亡是什么。

孩子奶奶说「怎么会呢？你爸爸睡着了！」然后送孩子去上学。

现场全部处理好之后，我们离开了那户人家，全过程中许媚都展现了一位急救医生的专业素养。直到我们进了电梯，她才说了一句话「他和我一样大。」又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回到救护车里，许媚又说「孩子太小了。」

她自己有一个女儿，跟这家的孩子一样大，很黏她。

我觉得许媚是一个矛盾体，她在现场的时候雷厉风行，说话声音很大，但是遇到患者可能有癌症或者抑郁症的情况，她的声音就会突然压低，很小心地把患者家属带到一边询问，因为她不确定患者本人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的情况，所以有需要的话，她愿意帮助患者家属暂时隐瞒坏消息，这就是她的一份体察。

不得不说，我们跟拍三组急救医护的过程中，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各个城市不同的气质。比如许媚身上就有杭州人敢想敢拼但又清醒细腻的特质，另一组天津的急救医生申润坤和她的同事们则是充满人情味的，我们在跟拍过程中也常常被天津人的豁达开朗打动。而在重庆，急救现场就通常是充满戏剧性的，甚至可以说很狗血，能在山城当急救医生的人，也不是一般人。

比如我们第一次见到重庆的急救医生裴彧时，摄影机还没架起来，他正在车祸现场为一个环卫工人处理伤口，结束之后走出救护车，发现肇事逃逸的司机又回来了，裴彧就把他臭骂了一顿。他指着那个人说「他穿得那么明显，你看不见他吗？他的衣服都那么亮了！你撞了他为什么要跑？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打 120？！」

裴彧是这样的，嫉恶如仇，平常爱讲冷笑话，到了现场就会严肃起来，甚至显得有点严厉。但对环卫工人、外卖骑手这类相对弱势的患者，他会有种特别的关注和关怀。

我们接过一个很古怪的案例：有人打 120，说路上有人被树砸了。等我们赶到现场，发现那是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，有一棵很粗的树，可能快一人合抱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倒下——就是没有任何原因地，也看不到断裂处有人为损坏的痕迹，就那样倒了——刚好砸中了一个拾荒老太。

当时有很多人围观，我们还在惊讶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，裴彧和他急救车上的搭档已经去救治这个伤者了。幸好她只是被压住了腿，骨折了，但没有其他大碍，保险起见，我们还是要送她去医院做一些检查，以免有当场无法发现的出血等等情况。

这期间裴彧一直沉默地忙着，在救护车上，他通常需要处理患者病情、安抚患者及家属的情绪、询问病史等等，还需要在进入医院前用手机录入患者的信息。那天，等做完所有的事情，他突然冒出一句「路上那么多人走，不砸前面、不砸后面，偏偏砸中了她。」

麻绳专挑细处断，每当遇到这样的事，裴彧就会若有所思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们跟着裴彧去了车祸现场，发现受伤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外卖骑手，这类事故通常是因为超速或者闯红灯，加上重庆不禁摩，速度一快、受伤的几率就更大。

当时裴彧在给骑手处理伤口，交警一直在旁边训斥这个骑手，裴彧陪着听了全程，等现场全部处理完毕了，他才说了一句「你们看看，这个月多少起骑手事故了。」

又过了几天，夜里裴彧想点外卖，他突然就犹豫了：这么晚了，天气又不好，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会不会出事故？

但他想了想，对我们说「其实也不要太介意晚上点外卖什么的，感觉不好意思让人送，因为所有这些在半夜还肯出来送外卖的人，他们一定是要养家的。他们需要这笔钱。」

裴彧出身医生世家，从小在医院环境里长大，接触的人也都是相对精英的群体，但在进入急救这一行之后，他很快就适应了现场的节奏。山城人爱打麻将，我们跟着裴彧跑了好多个麻将馆，从里面拉走的脑卒中患者都是爷爷奶奶的年纪，有的半边身体都不能动了，还要坚持把牌胡了再走，裴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边救死扶伤，一边练出了一身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的本事。

他总能快准狠地解决主要矛盾，甚至在去医院的路上就能根据患者的情况对接好合适的医生。当然这跟重庆急救体系挂靠医院的制度有关，相对于杭州、天津的急救中心独立式运营，重庆的优势在于急救医生对本院医疗资源非常了解，所以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作出合理的调配；除此之外，我认为这种高效也跟裴彧本人的风格有关，他就像重庆这座城市，火爆中透着一股侠气。

到今年五月，我们这部纪录片就正式进入剪辑工作一周年了，在过去一年里，我们浏览过 400 多份导演工作手记、梳理了几千个小时的素材，看到了数不清的悲欢离合。我经常觉得拍摄过程中还是留下了很多遗憾，但没办法，纪录片就是有缺憾的真实，在这过程中也幸好有 B站 的制片人和我们一起，把最关键和精华的部分保留在了正片里。

120 急救车就像一个窗口，除了一线的急救工作者，我们还能看到成百上千个家庭的人生起落。因为这一切都太真实了，所以常常让人深陷其中。

我最早是做真人秀的，就是带明星出去玩的那种，主打一个快乐，每天就是变着花样的玩游戏、设计可爱道具、唱歌跳舞，当我开始做纪录片之后，这些东西全都消失了。尤其是医疗题材的纪录片，拍摄起来压力尤其大，我们跟着三组急救医护，在短时间内见证了太多人的生死时刻，这种「浓缩的真实」有时是能把人压得透不过气的。我同事有一次看着我说，他觉得我已经得了一段时间抑郁症了。但也有一点好，就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，我们每天跟着急救医生连轴转，他们出警的时候我们跟拍，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处理素材，这中间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和设计的空间，只有真实，像暴雨一样冲向我们。所以这是一部生猛、朴素的纪录片，没有「知识分子凝视」，只有不加修饰的、每个人的人生。这部纪录片跟我做过的很多项目都不一样，它因为粗粝，反而自带一种生命力。

随着剪辑工作的推进，到今年初，我开始觉得《中国救护》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是某种救赎。在我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刻，我会想起这部片子里的人，我想象他们会怎么处理这些问题，这些平凡人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

我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记录 120 急救医护这个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当你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急救医生是第一个出现在你面前的人，他们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，送到医院，从此就跟患者没有联系了，那些被他们救活的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姓名，也来不及感谢他们。某种程度上说，急救医护人员是一群「不被看见」的人，他们默默冲在第一线，救人、离开，没有职称评级，也没有什么晋升空间，这份工作除了需要医术精湛，还有大量的搬抬、心肺复苏等体力活，消耗很大，所以急救医生的职业生涯往往也不如其他岗位上的医生长久。正是这样一群人，在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赶到我们身边，帮助我们活下去，在这部纪录片里，我希望他们被看见。

当然这是我的一腔热情，急救医生们自己都非常淡然。就像许媚说的「我爸爸是货车司机，妈妈是列车员，他们都没什么文化，都是初中学历，但是他们教我：人很简单，就是活着，踏踏实实做事。只要努力，日子就会好起来。」

目前，《中国救护》的后期工作还在进行中，作为 B站 纪录片发布会重点推荐项目，全片第一集将于近期上线。

「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，人们渴望追寻确定性，在真假难辨的时代，真实成了稀缺品。」B站 副董事长兼 COO 李旎在发布会上感叹道。也因此，我们更需要真实的表达。在纪录片里，透过创作者的眼睛，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广大，也正因此，从真实而来的欣喜、笃定，能帮助我们对抗对未知的恐惧、更踏实和有希望地生活下去。

让我们珍视这份真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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